製造低收入戶

作者: 洪伯勳

讀本:《製造低收入戶-鄉愿福利國家之社會救助官僚實作》

第一章

1. Pg 2:「低收入戶」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稱呼,它乃是鑲嵌在當代濟貧措施
下的一個身分類別。

2. Pg 3:在19 世紀末以前的歐洲,窮人乃是一種命定的社會階層,而貧窮所代表的意涵,則是這些窮人的生活模式。但是到了19 世紀末,由於社會科學的興起,貧窮開始被視為一種結構性的「問題」,被看作對社會有機體有害的元素,必須受到社會的監視與管控(林峰燦,2000)。

3. Pg 4:台灣雖然早在1943 年就制定了《社會救濟法》,但是僅對婦女、兒童、老人、身心障礙者等「值得」救助者提供收容在救助機構的「院內救濟」措施,並未從保障公民生存權的角度來思考,因此尚不具社會救助制度的現代意義。一直要到1980 年制定了《社會救助法》來取代《社會救濟法》之後,才打破上述「分類救助」的做法,標榜「保障國民基本生活水準,減緩所得差距之擴大」(內政部社會司,2007),也就是只要經過「資產調查」,確定「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標準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就可以成為法定的貧窮者,即「低收入戶」(low-income family)3(《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獲得政府每個月的生活補助。

4. Pg 4:在1997 年的第一次修法中,改以「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百分之六十」的「最低生活費」為貧窮門檻,統一了各自為政的現象。到了2005年的第三次修法,又在收入的規定之外,加上了對動產、不動產的限制,變成了所謂「三合一」的審查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5. Pg 6:

6. Pg 10:上述這些裁量的研究,背後的核心觀念都是「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社會救助體系一方面強調不值得救助的窮人在道德素質上的缺失,以及他們對社會道德所產生的威脅(Ehrenreich, 1985,引自Moffatt, 2005, p.276),另一方面讓工作者藉著資格審查的機制,來規範與教化這些申請「低收入戶」的貧窮者,希望他們的行為能表現出符合社會主流價值體系的規範(孫健忠,1999)。因此工作者承擔起「資源守門人」(gatekeeper)的角色,只讓那些體現出這些價值的民眾獲得資源,同時將那些不符合社會規範,不值得救助的窮人給排除在外。

7. Pg 13:A 縣的人口約在五十萬人上下,在台灣屬於中型的縣市。縣內就業情形雖以二、三級產業為主,但同時仍保有相當程度的初級產業。

8. Pg 16:辦公室內共有12 個人(不算實習生),包括科長、督導、臨時人員、承辦人與社工等。

9. Pg 19:研究的資料主要取自14 位公務人員,他們分屬在社會處以及公所這兩個場所,並以此為執行業務的所在。這些公務員包括了督導、社會處承辦人、臨時人員、社工、公所承辦人、村里幹事等職位,其中2 位是男性,12 位是女性。在年齡分布上,公所的年齡層多半是四十歲上下,社會處則是二十歲左右。

第二章

10. Pg 23:根據《社會救助法》第四條,所謂的「低收入戶」有很明確的界定: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有三個概念要先在此說明。根據《社會救助法》第五條與第五之一條,首先上述的「家庭」或是「全家人口」,是除了申請人之外,還包括申請人的「配偶」、「一親等之直系血親」、「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其它直系血親及兄弟姊妹」、「前三款以外,認列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等四類人員。其次,所謂的「最低生活費」,指的是「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百分之六十」,也就是要成為低收入戶的「貧窮門檻」。至於「財產」的部分,則是包含「動產與不動產之收益」兩者。

11. Pg 29& 30:

 

12. Pg 34:「排除」的實作當中,有一個部份最為特殊,是由社工人員來做評斷的,即「因其它情形特殊,未履行扶養義務,致申請人生活陷於困境,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訪視評估,認定以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為宜」,也就是上述《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第二項第八款的規定(俗稱「五二八條款」)。這條法律主要是用在前配偶的排除以及一親等親屬的排除20。原來法律在應計人口的思維是,如果前配偶很有錢,那麼小孩應該會受到很好的照顧。因此,案主不能將小孩也算在低收入戶內,或者有必要把前配偶的財產所得一併算入。但是實際上許多協議離婚的夫妻根本就沒有來往,也沒給小孩生活費,卻礙於無法舉證,使得低收入戶的申請無法通過。這時候就要由社工親自到案主家中去做「認定」,判斷案主的前夫是否真的「放某放子」(台語,拋家棄子),那工作者才會將案主的前夫排除在應計人口之外,同時將案子女算入低收入戶的列計人口當中。

13. Pg 39:

14. Pg 40&41:為什麼會有資料不足的情形發生呢?幹事阿如姐跟我解釋說,有時候跟民眾寫說要十項資料,但民眾準備了七項之後,就以為已經足夠了,會「自己跑來說,那個不用拿什麼什麼,很多人會這個樣子」。另外一個狀況是,當工作者看過民眾拿來的資料之後,才發現裡面有一些「疑點」,例如有大筆的財產交易,或者是發現兄弟姐妹也在同一個戶籍當中,但是沒有檢附這些兄弟姐妹的相關資料。這時候工作者就會請民眾提出這些財產交易的法院證明,以防止對方以脫產的方式來減少財產。或者是請民眾再補兄弟姐妹的財產所得清單。只要是第一次檢附資料沒有完成,之後請民眾再把資料拿過來的動作都叫做「補件」。但是,這也意味著幹事必須再去聯絡民眾,告訴對方說:「不好意思,我之前沒弄清楚,所以你還要再交什麼什麼……」。當然幹事是不太願意的,不論是出於怕麻煩或是擔心引起民眾的不快。所以有的時候幹事就會以對方的「實際狀況」來自我解套,跟承辦人講說明明民眾就說他沒有生小孩,甚至都沒有結婚,妳承辦人還要他補這個資料等等。有時爭執到最後,還是要由公所承辦人自己打電話給民眾,請他直接補過來公所這邊。這種補件的爭論,幾乎是每天都會發生在公所的例行公事。

第三章

15. Pg 50:,「三合一」的審核規定中,除了所得之外,還要考慮到動產與不動產的規定。讓這個問題更為棘手的是,這些資料彼此在時間的落後程度差異甚大,造成加總時的混亂。這個部份需要進一步解釋。根本來說,這是因為國稅局對於所得和財產的定義跟社會處的不同所造成的問題。以「動產」來說,社會處的規定是要算入銀行的「存款本金」、「汽車」、「投資」。但是財產所得清單上並不是把這三種動產的項目放在一起,個別的更新時間也不相同。就像「存款」的部分,根本不會顯示在清單上面,工作者必須從清單中找出去年的利息所得,除以台銀的利率去回推民眾「去年」在銀行當中大概存有多少錢。至於「汽車」跟「投資」這兩項,則是會放在最後一張的「財產歸戶清單」上。但是「汽車」的部分並不會顯示有多少錢,上面只會註明購買時間、排氣量多少,工作者還要自行設計出估價的公式,來推算該汽車折舊後的價值。有趣的是,汽車的購買資料可以更新到最近,只要有去監理站辦理汽車牌照的登記就會被國稅局勾稽到,然而在同一張清單上的「投資」,卻因為各上市公司更新股東名單的速度很慢,所以多半會停留在「半年」以前的資料。這麼一來,工作者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去年度」由利息所得推算出來的存款本金,加上「半年前」的投資狀況。最後再加上「當下」的汽車價值(用估價公式推算出來的)。結果光是一個人的動產,就混合了三個不同時段的資料。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所得」上面,因為像「租金收入」、「利息收入」等顯示在財所資料上的項目都算是所得,也都是去年度的資料,倘若民眾又檢附最近三個月的「工作收入」來做佐證,就會變成把「去年度」的各種收入,加上「當下」的工作收入,一樣造成時段的混亂。結果如下表整理所示。

16. Pg 51:

17. Pg 55:什麼是「解套空間」呢?第一種以「新資料取代舊資料」的方法相當常見。我們已經知道,用過去的資料來作為審案的基礎乃是「行政便宜」下不得已的作法,因此只要民眾有辦法提出一個「更新」的資料,就可以「推翻」之前用來審核的資料。第二種「應計人口數」的調整方法,在《社會救助法》也同樣預留彈性空間,也就是「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範圍」的規定。特別是我在上一章所提到的「五二八條款」,就法而言,看起來的確是體恤民情,能夠藉著實地調查來排除實際上沒有相互照顧的應計人口。但是就實務面來講,一次的訪視,是否即能判定有沒有共同居住、扶養的事實,這點仍有待商榷。

18. Pg 57:最後,讓我們來考慮一個社會救助的老問題,也就是「值得救助」與否。這個因素和上面所提到的「書面」、「爭論」以及「解套空間」三者並不具有直接的關係,也就是不完全鑲嵌在社會救助的工作場域當中,而具有某種普遍性。或者說,它是工作者身為社會一份子的感受。儘管法律早已取消了「分類救助」的做法,然而,值得救助與否,仍然不可避免地影響工作者的實作。工作者在審案的過程中,仍可能將申請者的不同特性列入審核時的參考因素,例如「申請者的身分別」和「申請者使用金錢的方式」。在「申請者的身分別」上,和社會大眾一樣,社會救助工作者對於獨居老人、身心障礙者、婦女、有工作能力的男子等不同類別者,都有不同的致貧想像,雖然不一定可以排出明確的層級出來,但對於鰥寡孤獨等「舊貧」,仍然是有比較大的同情心,對於單親媽媽、失業人口等「新貧」,則抱持相對懷疑的態度(張君培,2009;陳姿伶,2008)。

19. Pg 68:低收入戶作為一種法的產物,與貧窮作為一種生活的狀態之間的落差。雖然兩者可能會有重疊之處,但是沒有交集的部份也一定會出現。但是對於工作者來說,他們在意的仍然是「依法」製造低收入戶。至於那些因為沒有成為類型A、類型B,以及類型C低收入戶的真正貧窮者,則非工作者關心的重點,也在這個機制的運作之下,自動地排除在社會救助的系統之外。

20. Pg 70:儘管「依法行政」看似客觀公正,但實際上卻可能忽略了個別民眾的差異,把所有的民眾都視為同質的對象,反而違背了工作者心目中的「公平」。因此,在依法行政的框架之下,工作者會受到「值得」與否的影響,進一步考量對方是否具有工作能力、支出的習慣為何、甚至是申請時的態度如何,來判斷是否幫對方提供解套空間,或是藉著私下調整款別,來決定對方最後「應得」多少補助。

第四章

21. Pg 76:儘管公所和社會處的分工原來是為了提升社會處承辦人的審案效率,但是透過另一個人送上來的資料,卻也帶有不完備的可能性。結果是讓社會處的承辦人對這些資料更為戒慎恐懼,擔心一時不察,便讓錯誤的資料夾雜其中,還要投入相當的時間檢查每一份個案,以免造成漏洞發生。

22. Pg 77:低收入戶審核過程中最重要的「資產調查」程序,牽涉到的不外乎是財產與人口的計算,然而這兩種資料的取得,卻並未整合在社會行政的權責當中,而是由其他各式各樣的單位所提供,如屬於政府單位的國稅局、戶政事務所,或者一般金融機構、保險公司等。這便衍生出一個關鍵的結構性問題,由於資料的複雜性與分散性,工作者永遠不確定民眾有沒有甚麼資料「流落在外」,是民眾有意隱藏或者是忘記檢附。換言之,工作者總是懷疑民眾沒有檢附「完整」的資料。

23. Pg 77:第一種情形,在於社會處工作者無法主動得知,同時也難以取得某些資料,因而懷疑民眾是否會刻意或不小心「隱瞞」了某些資料。例如有些政府機構的資料,像榮民所領的「退休俸」,原本應計為收入的一部分,但由於這筆收入並不需課稅,就不會顯示在民眾所檢附的財產所得資料明細中,如果民眾不主動告知,工作者就會漏算了這一筆收入。此外,還有所謂的「優惠利率存款」,也就是某些早期從事軍公教的民眾適用的較高銀行利息,而民眾是否享有這個優惠,將影響其存款本金的計算方式。但是工作者同樣無法知道民眾是否適用這項優惠利率,必須要由民眾自行去台灣銀行申請證明給工作者,工作者才能得知。否則工作者只能藉著找出民眾自身與所有應計人口當中,有沒有誰的職業是上述幾類,再去做進一步的調查。

24. Pg 78:第二種對民眾的懷疑,則是擔心民眾檢附了「不全」的資料。以手抄戶籍登記簿為例,這是申請民眾都須檢附的資料,但因戶籍資料內容龐雜,民眾必須向戶政人員說明清楚,是要申請工作者所需要的部份54,例如生育的全部子女數。就實務經驗來說,通常民眾所檢附的手抄本多少都有兩到三頁,但是當我翻閱個案時,卻也看過只繳交半面的手抄本,明顯的是資料時間有誤,甚至是不全的資料。如果工作者看漏了,就可能會造成子女人口數的計算錯誤,連帶造成整個製造低收入戶的公式運算錯誤。

25. Pg 81&82:什麼是溢領?用簡單的話來說,就是當民眾已經(或一開始就)不符合低收入戶資格,但並未告知工作者取消資格,之後繼續接受的款項。這些款項又稱為「溢撥款項」,必須全數繳回縣庫。在《社會救助法》第九條對溢領也有詳細的規定:

受社會救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應停止其社會救助,並得以書面行政處分命其返還所領取之補助:一、提供不實之資料者。二、隱匿或拒絕提供主管機關所要求之資料者。三、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本法所定之社會救助者。

就法條上來看,這樣的做法合情合理,民眾不肖「詐領」的金額,本來就應該繳回。但仔細推敲,這裡面預設的民眾,乃是自己生活條件不錯,但仍不知足,刻意鑽制度的漏洞,想以詐欺的方式騙取政府補助的民眾。有趣的是,這樣的民眾在實務上根本看不到,如果對方明顯地就是要鑽制度的漏洞,那一定是對制度的運作相當嫻熟,檢附的資料毫無破綻,又怎麼會有漏洞被工作者發現,然後乖乖地把錢吐回去呢?

真實的情況是,溢領多半不是出在民眾刻意鑽漏洞而發生,而是上述制度分工造成的「資料收集不全」,或者是「資料本身不合用」這兩個情形所產生的審案失誤。換言之,問題其實並不出在民眾身上,而是出在工作者「不夠努力」,沒有考量到所有可能發生漏洞的情形而造成的結果。

26. Pg 83:儘管低收入戶與貧窮者之間的關係並不明確,但只要是牽涉到低收入戶的製造過程,就是審案工作者發揮專業的地方。儘管時常有民眾前來爭論,但是能否解套終究還是掌握在工作者的手中,這是上級也無法插手的部分。

27. Pg 88:最主要的論述,也是我進田野的第一天就耳聞的,所謂「低收福利很好」的說法。這個論述是建立在低收入戶資格乃是「全有或全無」的制度設計之上,就像小慈跟我說的,申請到低收入戶資格,就能夠獲得諸多的福利,但是只要你的不動產超過一百元,結果沒有取得資格,那就什麼資源也拿不到。換言之,申請低收入戶只有「通過」與「不通過」兩種結果,福利自然也就是「全有」或「全無」的結果,沒有中間值。這也是為什麼小慈會不斷地強調,說她的業務是塊「肥肉」,而這塊肥肉則除了生活扶助之外,還包括了福保、公費安置等一籮筐的營養(參見第二章第一節),甚至連私部門的補助也會流向已通過的低收入戶。

28. Pg 90:,「為什麼工作者可以忍受低收入戶與貧窮者不完全相關的事實?」在經過這一連串的討論後,我們可以如此回答──在制度分工所造成的溢領風險當中,社會救助工作者必須在有限的時間下取得可信、足夠的資料,否則未來就有可能遭受忙於追繳溢領款與專業性受到挑戰的嚴苛懲罰。於是,工作者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如何填補資料的各種可能漏洞,並且藉著欺瞞民眾的方式來製造出「高良率」的低收入戶。結果是,只剩下少部分的精力去思考這整套官僚實作,究竟能否辨識出真正的窮人。

29. Pg 91:這種「防弊」以及「資訊不透明」的手段,也回答了有關「官僚習氣」的說法。「官僚習氣」假定了工作者會歧視窮人,要求民眾不斷地證明自己是真正落入貧窮(張又升,2004)。但這個說法其實是建立在錯誤的預設之上,首先,申請的民眾不一定就是窮人,因此說工作者歧視前來申請的「窮人」是有問題的,他們歧視的應該是前來申請的「民眾」。但正是因為前來申請的民眾不一定都是貧窮的,所以工作者必須要事先採取防弊的措施來應對,以免未來發生溢領。

30. Pg 92:這種對於防弊的強調,看似是以對工作者的懲罰為基礎在運作的(也就是工作者為了自保不得不這麼做)。但是反過來說,防弊的實作也有可能成為工作意義的來源,正如工作者發現民眾隱瞞資料時,所獲得的樂趣。同時,以資訊不透明為前提的防弊,某種程度上還可以使工作者展現控制情境元素的能動性,讓工作者肯定了自身的專業。

31. Pg 93:總而言之,不管是「官僚習氣」或是「資源守門人」的說法,都沒有辦法清楚地表現工作者實作的真正考量。實際的情形是是,工作者考量到未來發生溢領的可能性,不得不以防弊為核心地「製造低收入戶」,而非以辨識出貧窮者為實作重點。同時,也是藉著防弊所需要的「資訊不透明」,從中獲得專業操弄的空間,控制了工作者審案的多元情境。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讓這個工作場域有了自己的特殊性格和運作的動力。

第五章

32. Pg 96:審案者也努力謹守著在辦公室處理文件的角色,避免與民眾見面互動,造成心意動搖。就像小慈說的,她審核時在乎的只有兩件事:「一個是在法律上站得住腳,第二個是說,少一點麻煩,對於我來說就是這個樣子。因為我跟她素未謀面,我怎麼知道這樣對她好還是不好。」正是這個「素未謀面」,讓審案的工作者也免除了道德的壓力和責任。不過上述的論點,其實預設了工作者「應該」要有道德的壓力,而她們利用既定的分工方式,讓這個壓力能夠排解掉。然而,我們必須追問,工作者為什麼要有這樣的道德壓力?這會不會只是一廂情願的假設?或者我們換一個問法,工作者既然隸屬於一個組織,倘若組織的目標當中並沒有要求工作者救助真正的窮人,那工作者又何必要擔負任何的道德責任?她並沒有因此失職呀?更何況所謂的官僚制度,不正是要壓抑道德考量,以紀律取代道德責任,以此作為正當性的最高標準嗎(Bauman, 2002, p.151)?換言之,我們不應該把焦點集中在工作者身上,並且預設他們因為沒有救助到貧窮者而失職,反而應該把焦點提升到社會救助機構的層次。儘管上一章推論出,機構實際上是以防弊為整個實作的中心,但我們還是要考慮到救助貧窮者是否為機構所欲達成的目標之一,如果並非如此,甚至機構的目標本來就是防弊,那麼工作者的目標與手段乃是結合的,根本不應該苛責她們沒有達成救助貧窮者的道德缺失。更正確地說,那反而是機構本身的道德問題。

33. Pg 103:倘若依照社會福利的概念,社會救助制度作為社會的「最後一道」安全網,是國家根據憲法保障公民「生存權」的具體表現,為什麼政府卻沒有向全民推廣這個方案,例如藉由電視、海報等媒體,向全國民眾宣導,只要你的收入、財產低於某個標準,就可以到公所去申請等等。結果是,一個保障「生存權」的社會救助制度,居然落得一個「口耳相傳」的方案。就像阿如姐跟我說的,有個前輩曾經講過,其實民眾沒有認識幹事是好事,代表生活沒有發生什麼問題,像她自己就不認識她所居住地的幹事是誰。這邊最反諷的是,如果民眾因為某些原因不認識村里幹事,或者是村里幹事沒有主動讓他認識,那就是民眾活該不知道。

34. Pg 108:這裡,我們就不難看出製造低收入戶對國家而言,是扮演多麼重要的功能。正如上面的數據顯示的,低收入戶在全國所佔的戶數,儘管從過去的0.5%緩慢上升到現在的1.08%,但與美國Food Stamps 計畫的受益人口相比,後者維持在總人口的7.6%-10.5%之間72(呂朝賢,1998),我國的低數值似乎代表了貧窮問題相對輕微,國家治貧有方。但實際上,如果我們將台灣與類似貧富差距的國家相比,卻會發現台灣的貧窮人口率是列居最後一名。台灣低收入戶1.5%,第二名是突尼西亞和馬來西亞,3.8%。

35. Pg 110:國家只要「照顧」到這一群低收入戶,就等於全面處理了貧窮家戶的問題。這或許又可視為國家另外一種「偽善」的表現。在這樣的偽善之下,國家可以用最少的錢(別忘了國家還會隨時監視工作者追繳溢領)照顧低收入戶,迴避掉貧窮的結構性問題。對於那些不知道如何進入這個制度的「窮人」來說,他們仍然不屬於國家的責任。

36. Pg 115:《社會救助法》並不若《老人福利法》或者是《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一般,在立法與修法的過程中,總是有許多來自民間社會的聲音(蕭新煌、林國明,2000)。相較起來,《社會救助法》比較像是國家自己關起門來,閉門造車所製造出來的法律。在修法的理由當中,大多會加上一句「照黨團協商條文通過」。也或許是因為這樣的條件,社會救助的「公平正義」論述始終沒有被社會所挑戰過,進而走向越來越歪斜的狀態。對立法機關來說,「保障弱勢的承諾」既然已被遺忘,那麼就藉著不斷地修法來彰顯自己有做事情,結果只是不斷地修改法條、擴充法條,希望使低收入戶有更為客觀的表象。至於成效如何,我們從歷年低收入戶人數比率的增長幅度就已經看出並無幫助,反而成為「貧窮問題低收入戶化」的幫兇之一,更造成工作者身陷在錯綜複雜的法條當中,為求自保地發展「防弊」的實作。

37. Pg 115:根據Goodin 對福利國家的定義,福利國家的道德意義體現在保障「全體」國民的責任和義務(古丁,2008,頁177。粗體為原文所加)。那麼,我們從台灣的社會救助制度當中看到的是什麼?反而是道德基礎的錯置,是福利國家精神的嚴重背離。

38. Pg 116:可以發現所謂「資源有限」,實在只是搪塞用的說詞。而且從本研究的角度來看,內政部正在蘊釀的第六次修法,希望將「貧窮線」的定義,由「最近一年『平均消費支出』的百分之六十」,調整為「最近一年『可支配所得』的中位數」(貧窮線擬新定義 人民關心如何不落入,2010,1月13日),仍然是國家在「公平正義」的原則之下反覆玩弄的把戲。

39. Pg 117:我本來以為所謂的「道德」,是指工作者沒有辦法幫助到窮人的時候,所產生的道德壓力。但顯然小慈跟我的想法完全不同,對她而言,所謂的「道德」,是讓那些感覺沒那麼「不行」的家庭通過,所產生的道德壓力。或者說,從工作者對「公平」的想像來看,那些財稅清單上沒有資料卻又來申請的民眾,就是鑽制度漏洞、較不值得救助的對象。這樣的想法,與「公平正義」對於「資源錯置」的厭惡不謀而合,而與保障公民「生存權」的價值大相逕庭。

40. Pg 118:對工作者而言,尋找其他可能的貧窮人口並不符合利益,守住現有的這些「舊戶」低收入戶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每年藉著新的標準來排除資格已經不符的舊案,就能達到公平正義所欲求的資源分配(不過是在低收入戶舊案內部的資源分配),在資源有限的(不實)前提下照顧「真正需要的人」,也就是經過總審汰選後,剩下的那些低收入戶。更嚴重的是,如果真的通過低收入戶的民眾,都是「真正需要的人」,那麼這套制度或許還沒有那麼失敗。但是從我的分析可知,低收入戶與貧窮者之間的關係是不明確的。

第六章

41. Pg 123:不過我的研究發現了「官僚實作」與「福利國家」是相互適應與模塑的,一方面國家藉著地方的官僚實作「再生產」了整個機制的運作。另一方面,地方的官僚實作又反過來強化了國家對「公平正義」的強調,更排除了國家保障人民生存權的討論。換言之,當我們以為工作者的「依法行政」乃是正當且客觀地「製造低收入戶」時,實際上卻是掩蓋了國家的不負責任,更傷害了福利國家的道德基礎。在這當中唯一被犧牲的,仍然是那些不知道如何申請低收入戶(或者被低收入戶製造公式排除的),真正需要幫助的貧窮民眾。

42. Pg 124:如果我的分析有效,整個社會救助制度最核心的問題,就在於國家對制度所欲達成的目標設定錯誤。因此,要改變目前這個鄉愿的社會救助制度,也必須要從此處著手。最理想的狀況是,只要民眾認定自己落入貧窮的狀況,就直接給予低收入戶的資格保障。而非一開始就花費大量時間與心力斤斤計較最低生活費、動產與不動產這種「絕對性」的標準,反而耽誤了救濟的緊迫性。不過這不代表要取消貧窮線,只是在劃定上應該要更有彈性,而且清楚明瞭,讓所有的民眾都可以看得懂,知道自己是否符合標準。

延伸閱讀:製造低收入戶 掩蓋貧窮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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